被“受辱焦虑”与“傲慢歧视”撕裂的简中互联网

在当下的简中互联网上，我们正目睹一种极度分裂的奇观。

一方面，空气里弥漫着易碎的火药味。一个眼角上扬的模特妆容、一个红色的饮料瓶盖，都能瞬间被解读为对整个民族的挑衅。人们随时随地准备着发怒，警惕着那些隐秘的“辱华”企图。但奇怪的是，这种对他者的极度敏感，又伴随着一种惊人的麻木。我们在捍卫自身尊严时如履薄冰，但在评价黑人、东南亚移民，或者深陷历史纠葛的日韩邻居时，却肆无忌惮地挥舞着语言的砍刀。“尼哥”、“猴子”、“棒子”，这些在文明社会里早就该绝迹的词汇，在评论区里不仅是熟客，甚至成了博主收割流量的硬通货。

这两拨人，往往是同一拨人。

这绝非一句简单的“双重标准”就能打发过去的。如果你把社会心理学的解剖刀对准这层矛盾的表象，会剥离出一套严丝合缝的逻辑：一个自尊极度不稳定的群体，正在试图通过对他人的蔑视，来填补内心深处的身份焦虑。

竞争性受害者：向上的敏感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觉得被冒犯？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这听起来像是在说傲慢，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自信是不需要每分每秒被别人确认的。集体自恋则像是一层一戳就破的窗户纸，它对群体形象的偏执投入，必须依靠外界不间断的掌声来维系。一旦掌声不够整齐，或者听到了哪怕最微弱的杂音，这套心理防线就会立刻报警，把一切都定性为“侮辱”。

这种心理机制显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被反复书写、甚至被制度化的“国耻叙事”。我们从小被训练出一种近乎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看到西方，首先联想到坚船利炮和条约；看到日本，首先联想到屠杀。这种创伤记忆被内化成了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既然我们曾是受害者，我们就拥有了永远愤怒的特权。

在群体冲突的研究里，这叫作“竞争性受害者”（Competitive Victimhood）。大家仿佛在争夺一个道德制高点：“我的苦难比你深重百倍，所以我攻击你叫作正义的复仇，而你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也是赤裸裸的霸凌。”

于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那些荒诞的戏码。一张阴郁的迪奥模特照片，被盖章为配合西方“黄祸”叙事的铁证；农夫山泉瓶盖上一个红色的圆，被生硬地指认为日本国旗。在那狂热的几周里，谁敢说这只是工业设计的通用元素，谁就是洗地的汉奸。索尼因为新品发布日撞上了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吃了百万罚单（尽管那是全球同步的日期）。这早就不是什么理性的维权，而是一场关于“谁更爱国”的表演赛，裁判的标准就一条：敏感度等于忠诚度。谁能从无缝的蛋里挑出骨头，流量的奖赏就向谁倾斜。

社会达尔文幽灵：向下的傲慢

既然我们如此痛恨被西方歧视，转过身去，为什么又能毫无心理负担地踩踏黑人和东南亚人？

答案藏在那个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幽灵里。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大字就刻进了底层的认知逻辑。别看我们在政治口号上反美，但在潜意识里，西方往往代表着现代化和“文明”。我们对欧美态度极其复杂，既有因求而不得产生的嫉妒与敌意，又有根深蒂固的仰视。这是一种“向上认同”。但这种仰视带来的地位焦虑太憋屈了，总得找个出口发泄。于是，在缺乏反种族主义教育的语境下，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就直接被等同于“人种低劣”。

这就解释了 B 站那些令人咋舌的数据。一项抓取了近 10 万条弹幕的研究发现，在涉及黑人的视频中，超过 80% 的评论是负向的，贴满了“懒惰”“滥交”的标签，甚至使用“猩猩”这种非人化的词汇统称。

这种向下踩踏，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这条歧视链条提供了一种极其廉价的优越感：“我虽然还没赶上美国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俯视非洲人。”当我们在 2020 年广州疫情期间，将非裔侨民视为病毒源头和隐患、实行无差别驱逐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复刻那种老掉牙的殖民主义逻辑罢了。

流量流水线与反噬的倒计时

心理机制是铺在地上的干柴，点火的则是社交媒体的算法和商业推手。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早就指出，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流量驱动的商业模式”。理性的分析没人看，但只要配上激昂的 BGM，喊两句“日本吓尿了”“抓出潜伏间谍”，几万个赞瞬间就到手了。从捕风捉影找符号，到一顶“媚日”的帽子扣死，再号召粉丝出征逼迫品牌道歉，最后顺理成章地开直播带货。算法平台为了留住用户的肾上腺素，对这种带有强烈道德情绪的词汇一路绿灯。一台制造仇恨的机器就这么转起来了，它只认流量，并教导所有人：愤怒是正义的，更是赚大钱的捷径。连农夫山泉这样的本土企业被这台机器绞进去，市值也能在几天内蒸发三百亿。

我们以为在这场猎巫游戏里赢了面子，现实的反噬却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皮尤（Pew）的数据很惨烈，美、日、澳、欧等主要国家对华负面评价均飙升至历史高位。虽然舆论场上总在说“我们不在乎”，但那些因为穿和服上街被拘留的视频、那些针对外资企业的无差别抵制，确实把营商环境变成了随时会引爆的雷区。日资在撤，跨国公司在搞“去风险化”，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踩中红线的是不是自己。最可怕的是，仇恨终究是会溢出屏幕的。从早年的打砸日系车，到后来发生的针对日本学童的袭击案，民粹的火星子已经点燃了现实世界的草垛。

学者许纪霖开过药方，主张中国应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认同，剔除古代“华夷之辨”中的等级观念，去拥抱“新天下主义”。这听起来很宏大，但我总觉得，改变的起点或许更微观一些：当我们在饭桌上听到亲戚随口说出“小日本”“阿三”时，除了沉默或争执，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句具体的对象。当他抱怨“日本人坏透了”时，问他指的是当年那个发动战争的政府，还是昨天在街头遇袭的小学生。

真正成熟的心智，从不担心被几句闲言碎语骂倒，也绝不需要靠踩在弱者头上垫高自己。把“受辱”当成唯一的历史记忆，把随地吐痰般的“歧视”当成勋章，这条路走不通。在这间回声室里大喊大叫，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音，而门外的世界，却在真真切切地加速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