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全压倒发展，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变局

回望 2012 年，那不仅是一个年份的更替，更是中国政治权力的一次暴力洗牌。

彼时“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虽被痛斥为大权旁落与腐败的温床，其实也歪打正着，保留了几分党内的弹性与防呆机制。不过随着薄熙来倒台的余震未消，高层似乎就此跌入一种危险的共识：只有毫无保留的集权，才能挽救这个日益庞大、关节老化的旧体制。随后的十来年证明这远非一次危机应对，而是一场从头到脚的重构。西方观察家起先还在用“强人政治”这等旧词来描述现状，我总怀疑他们把问题看浅了。权力的收紧早就不是纯粹为了经济增长，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恋栈，而是安全逻辑在悄无声息中彻底压倒了发展路径。他们所追求的，乃是一种绝对的、容不得半点杂音的防线。

权力的中枢回收

这种权力回收靠的是精巧的制度设计。各类“领导小组”起死回生般涌现，硬生生架空了原本属于国务院的行政权；待到 2018 年，这些小组换上“委员会”的招牌，也就顺理成章完成了权力的集结。

当年李克强还能勉强主导财经的惯例成了昨日黄花，直接听命于核心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接手了一切；外交部也随之退化为执行办，真正的决策大脑移交给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这已然是对“党政分开”那点邓小平遗产的彻底清算。东西南北中，全是党管，且指令只能从唯一一个麦克风里传下来罢了。

至于当年修宪打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更是连底牌都懒得盖的宣示。不要指望常规的权力交接，更别幻想政治周期的轮转。法律在这里退化成了纯粹的统治工具，它只向整个系统发出一道死命令。于是，绝对的忠诚，也就成了官员们剩下来的唯一的生存法则。

被清洗的官僚与社会

制度设计不过是第一步，大规模的反腐则是真正的政治大清洗。这场运动耗时之长，早就超脱了字面意义上的廉政。

从几只大老虎落马到近期金融、医疗和军队高层的成片倒伏，它变成了一场常态化的忠诚度筛查。四百七十万人受处分，数字固然惊人，但我以为更致命的代价，是把几千万官僚的能动性砸了个粉碎。如今的官员对风险避之不及，做多必定错多，大家也就索性选择最求稳的防守姿态。在经济愈发艰难的当下，这近乎本能的机械执行与懒政，彻底拖慢了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底盘。

社会空间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去。2017 年的境外 NGO 管理法出台，索性把公益活动拉进公安的直接管辖视野里，用一套泛安全化的防范逻辑卡死了一切民间自发的空间。在这里，爱国便等同于爱党。凡是脱离官方预设轨迹的组织冲动，无论是女权的呐喊，还是对劳工权益的诉求，皆被视作潜在的颠覆苗头，统统予以无差别的抹除。

唯一的确定性

经济账不再具有解释权，资本何其敏感，信心的崩塌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结局。

官方嘴上还挂着“两个毫不动摇”，行动上却用“黄金股”大方捏住民企的决策权，再借“共同富裕”的名义摊派政治账单。倘若去翻看前不久三中全会的公报，虽然满篇都在大谈改革，真正的核心词却早被置换成了“安全”和“自立”。

这种彻底的转向最大的隐患在于，当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国家，把所有的判断最终都单悬于几个决策者甚至一人之念时，高层固然能令行禁止，却也同时丧失了任何回旋的缓冲。权力制衡一旦消散，决策中枢只要出现一点判断偏移，下方就没有任何防线能够拦阻一场系统性的震荡。在这个号称绝对安全的新时代里，确定性反倒成了最稀缺的东西。

为了追求他们眼中的绝对安全，普通人将不得不长久地去承受这种具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