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囚笼与科学的异化

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科学”拥有如此狂热的信仰，却始终被挡在科学殿堂最重要的门槛之外。

论文数量早已世界第一，最大的粒子对撞机也在蓝图上铺开，连小学生都在背诵要当科学家的誓言。但在这一片繁荣的数字背后，那个幽灵般的问题——李约瑟之问——从未真正离开。如果不看地理决定论那种懒惰的解释，也不去碰智商差异这种种族主义的红线，答案其实残酷且枯燥：科学根本不是智力的产物，它是一场法律与神学的意外。

被法律创造的“国中之国”

托比·哈夫在《近代科学的兴起》里说了一句让中国士大夫听不懂的话：现代科学的发动机，是 12 世纪的一场法律革命。

中世纪的欧洲人做了一个决定，这在当时看起来平平无奇，事后却重塑了人类文明：他们复兴了罗马法中的“法人”（Universitas）概念。这让大学不再是私塾，而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博洛尼亚、巴黎、牛津，这些名字代表的不仅是知识的集散地，更是拥有独立司法管辖权的“国中之国”。它们有权制定章程，有权保护自己的成员，甚至有权为了学术自由而与教皇和国王对簿公堂。

这才是科学诞生的温床。在这个法律划定的“安全区”里，理性的火种才能在狂风中存活。

反观东方，无论书院还是翰林院，本质上都是皇权的触须。中国没有“法人”，只有作为家族原子或皇权附庸的个人。读书是为了科举，科举是为了做官，学术共同体在这里是个伪命题。一旦有人试图结社，那叫“朋党”，在政治上是找死。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谓的“学术自由”不过是权力的恩赐，随时可以收回。

当上帝变成一个“任性”的工程师

更反直觉的是，科学的另一个推手竟然是神学。

早期的经院哲学认为上帝造世界必须符合逻辑，这让人觉得坐在书房里推演就能洞悉宇宙。但 1277 年之后，为了强调上帝的绝对自由，神学家们改口了：上帝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不受人类逻辑的限制。

这个转变虽然是为了神学，却意外地给科学开了一扇窗。既然上帝不按套路出牌，就不能光靠脑子想了。必须走出去，去观察，去实验，去看看那个任性的造物主到底选了哪种方案。波义耳和牛顿不仅仅是在做实验，他们是在通过研究“上帝的作品”来荣耀上帝。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把自然“去魅”了。森林里没有精灵，山川没有神灵，世界变成了一架冰冷、死寂、只遵循数学定律的机器。只有面对死物，解剖刀才下得去手。而中国的世界太热闹了，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物理现象总是和道德伦理绑得死死的。当每一次日食都被解读为皇帝失德，客观性就死绝了。哈夫说得直白：因为缺乏一个预设——“自然界由外在的、非人格化的数学定律统治”。

于是，这里只能是一个技术大国。指南针是看风水的，火药是做鞭炮的，所有技术最终都服务于现世的实用，也就是所谓的“奇技淫巧”。科学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神圣性。

系统的排异反应

到了今天，神学退场，法律似乎也在进步，但这套“操作系统”的不兼容依然在持续排异。

斯坦福大学和 ETS 的一项追踪研究给出了最刺痛的数据：中国顶尖高校的计算机与工程系学生，入学时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完爆美俄，四年下来却出现了显著的负增长。把天才送进去，把“做题家”量产出来。

这不难理解。只要课堂上没有真正的辩论，只有标准答案；只要老师还得在红线里跳舞，学生学会的第一课就是自我审查。恐惧是怀疑的死敌，而没有怀疑，哪来的科学？

科研本身也异化成了一种精密计算的生意。经费分配看的是关系，项目选题迎合的是短期政绩，论文发表成了计件工人的 KPI。MacroPolo 的数据摆在那里：全球顶尖的 AI 研究员，接近一半是中国本科培养的，但只有 34% 留在中国，绝大多数去了美国。人才不仅是在用脚投票，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大脑寻找一个能自由呼吸的宿主。

行政力量试图用造长城的模式去攻克光刻机，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创新。这种路径依赖也许能搞出原子弹，能修出最快的高铁，也就是从 1 到 N 的复制放大。但在从 0 到 1 的无人区，在那些需要极度自由、极度包容、允许胡思乱想的基础研究领域，威权体制最终会撞上创新的天花板。

可以买来最先进的仪器，可以建起最豪华的实验室，甚至可以挖来诺奖得主。但无法逆向工程一种“思维方式”。只要科学研究还得看行政权力的脸色，只要大学还是衙门的延伸，只要防火墙还切断着全球的信息流动，这尊科学巨人就始终缺了一颗心脏。

李约瑟的幽灵至今还在笑。他笑的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够聪明，而是这里总是试图戴着镣铐跳舞，还以为只要舞步够快，就能跳出重力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