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式维权下的精神幻觉

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这么一个账号：头像是一面国旗，IP 归属地在某个内陆城市。此人正热情发帖嘲笑美国两党争议导致俄亥俄州火车脱轨，顺手写了一篇长文论证西方的基建已经崩溃。点开他的主页，上一条动态却是几个月前的讨薪求助——在本地被拖欠了半年工资，跑了几趟劳动监察大队，四处碰壁，连个回音也没有。

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黑色幽默。

自己陷在连工资都讨不回来的小灾难里，眼睛却死死盯着大洋彼岸的灾难。这固然可以说是无知，不过我总怀疑这更像是一种心理自救。人在面临完全无能为力的处境时，总得去找一个更为庞大的秩序来依靠；倘若不相信有个强大的力量在替自己管事，那种真实的无助感是会把人逼疯的。

借来的秩序

在简中互联网上，这类人并不罕见。他们对国家命运侃侃而谈，对世界格局指手画脚，动辄嘲讽欧美的普世价值与制度漏洞；然而对自己小区物业费的去向、劳动合同的具体条款，乃至被裁员后该上哪申诉，平时却几乎毫无发言权。心理学家亚伦·凯（Aaron Kay）等人提出过“补偿性控制”的说法，意思是人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失去控制感，焦虑便会迫使他去寻找一个强大的外部系统。不论是国家、上帝还是某位强权领袖，只要能让他相信世界终究还是有人在维持秩序的，他就能从中借到一点安全感。他去支持那个强大的系统，也就仿佛从权力的边缘蹭到了一点温度。

这套心理机制，自然能让他在精神上混进胜者的阵营里。只不过这种借来的秩序从来就不是用来解决他自己被欠薪的困境，而是用来压盖那份屈辱罢了。现实里讨不回工资，就在虚幻的话语上讨回尊严；现实中得不到公正对待，就把公正这个词一并毁掉，斥之为西方人的虚伪把戏。这么一想，他的心里大概也就平衡了。

替挥鞭者辩护

最缺乏公共生活经验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最激烈的反政治正确倾向。他们在一个互害的环境中成长，习惯的本就是丛林法则，认为强者理所当然该赢，弱者活该倒霉。有朝一日看到西方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照顾近乎繁琐，本能反应绝不是理解，而是恐惧。因为一旦承认那是文明的尺度，也就等于承认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过是个斗兽场。于是他们只能把这些同情斥为圣母心，把保护弱者的司法程序说成是保护坏人。

正因如此，同一个人完全可以一边在国内遇到司法不公时哭喊着求青天大老爷做主，一边又在评价西方案件时嘲笑程序正义低效。这不是什么逻辑断裂，乃是极深的自我防御。承认现存制度的不公，等于承认自己的人生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而许多人宁愿相信这悲剧是某种必要的代价。社会心理学上的“系统正当化”说的正是这个现象：越是处于劣势的人反倒越容易替现存制度辩护，因为只有相信存在即合理，才能把失败解释为个人命运不济，而非结构性的压迫。他跪下去的时候，甚至还会顺手替挥起鞭子的人辩护。

缩小思想的范围

至于那些肉身早已移居海外的离岸爱国者，在西方享受着法治与自由的种种细节，精神上却热衷于为威权唱赞歌。这些人不必承担威权治理的具体代价，却能凭空收割国家叙事里的虚幻荣光。他们把西方描绘得如同地狱，未必是真的信了，大多时候只是一种心理安抚。既然人已经出走，总需要一个理由证明自己并未背叛，唯有把所在地贬得一文不值，才能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台阶下。

这套把戏之所以能长期奏效，盖因这些年我们对公共语言的清洗几乎已经完成。那些本来用来描述公共美德的词汇，诸如民主、自由、程序和权利，被日复一日地污名化，最后全成了骂人的脏话。奥威尔在《1984》里讲得很透彻，推行新话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描述美好事物的词汇，自然也就失去了追求那些事物的能力，剩下的不过是条件反射式的仇恨与站队罢了。一百年前有人疾呼德先生和赛先生，一百年后这些概念却常被当作境外势力的渗透标签。这不是倒退，是精神上的自我阉割。连什么是好的生活都说不清楚了，自然也就更容易相信，眼下这样活着便是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