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就是一笔生意

每逢彩礼成为公共谈资，社交媒体上便会例行上演一出道德剧：有人说这是“尊重”，好像给钱便能替人格挂牌；有人说这是“买卖”，好像把词说得更刺耳，就能让它当场消失。两边吵得热闹，却都不大愿意把账本摊开。账本很诚实。彩礼之所以顽固，并不因为人们迷信礼节，而是因为它仍在替制度补一个窟窿——把女性在婚姻中的生育风险、照护劳动与机会成本，折算成一种可提前支付、也可在日后被追索的价格。礼的外衣固然华丽，价格却从不温柔。

这门生意

加里·贝克尔在谈婚姻时曾把它置于一种冷静的分析框架之中：婚姻像合伙企业；合伙一旦被理解为企业，彩礼也就不再是祝福的附带品，而更像市场里的杠杆。在男权农业社会里，女儿出嫁并不只是“离开娘家”那么诗意，娘家损失的是一个长期劳动力，也是一个能为另一家延续血脉的身体；男方支付的那笔钱，看似礼节，实则是对这种转移的补偿。博塞拉普的跨文化研究更把这笔账算得直白：撒哈拉以南的锄耕区，妇女是田间的主力，彩礼往往高昂；欧亚大陆的犁耕区，土地更多依赖牛与壮汉，妇女被视为净消耗者，倒贴嫁妆反倒常见。方向相反，逻辑相同。只是换了名目。被定价的，始终是女人的劳动与生育能力。

陷阱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早已不在地里劳作了，可彩礼的逻辑却并未因此退场；它只是换了一套城市化的包装，把土地上的劳动力换算成房产与现金。西安交通大学 2023 年的调查指出，在陕西等中西部省份，男性面临的婚房加彩礼总成本平均高达 34.59 万元。这不是小数目。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而言，这往往意味着积蓄被掏空，债务被写进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原本可以投入教育、经营或迁移的资本便被锁在一场婚礼里；于是所谓“成家立业”很容易先变成“举家负债”，而债务一旦压在年轻人的肩上，婚姻便不再是合伙，而像一笔长期按揭，贫困陷阱也就以礼俗之名完成自我复制。

更复杂的，是女性对彩礼的依赖往往并非出于贪婪，而是出于不安。2011 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许多女性忽然意识到，婚前房产与出资凭证更容易被法律识别，而家务、照护、职业机会的折损则常常“说不清”；在这种规则下，彩礼似乎成了少数能在婚前抓住的凭据，像一张写着退路的收据。可是这张收据并不总由本人保管，它可能被娘家拿去填补别处的缺口，等到婚姻出现暴力、需要离开时，习俗又要求退还彩礼，钱却早已不在，退不起的人便被迫继续忍受。乌干达宪法法院在 2015 年的相关案件中裁定，要求离婚退还彩礼的习俗违宪，因为它把女性变成抵押品；我每次读到这样的判决，都会觉得它只是在替许多沉默的常识发声：若退出要付出赎身的代价，所谓“保障”也就成了锁链。

至于“花了钱才会珍惜”的说法，我向来不大信。感情若需要靠支付来证明，支付本身便已经宣告了不平等；更何况，心理学研究给出的结论往往与民间想象相反。2022 年发表在《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相关研究通过四个实验证实，彩礼支付会更容易激发男性的工具性视角：我付了钱，你便应当服从、应当按我期待的方式生活，夫妻之间原本基于互惠与情感的共有规范，也就被赤裸裸的交换规范所取代；关系一旦被交易化，“瑕疵”带来的往往不是包容，而是愤怒与报复。彩礼越高，期待也就越硬，所谓安全感也就越像幻觉。

退场

有人会反驳说，既然彩礼如此不堪，为何在某些地方还越涨越高，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彩礼更高？阿什拉夫等人的研究给出一种颇为冷静的解释：父母把教育投入当作风险投资，希望在婚姻市场上回收成本，女儿的文凭于是既是能力的证明，也是价格的筹码。然而这多半只是制度消亡前的回光返照。欧洲在公元五到九世纪也盛行买妻，后来演变为付给新娘本人的“晨礼”，再后来转为嫁妆，工业革命之后逐渐淡出日常，其原因并不神秘：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了工资，依附于父权土地继承的必要性也就被削弱；世界银行在乌干达的追踪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普及初等教育政策实施后，彩礼发生的概率下降了 20% 到 31%。它终将退场。规律就是这么冷酷：凡是把人当作资产来交易的制度，终究会被现实淘汰；与其在三十万与十万之间讨价还价，不如把价目表撤掉——那才是对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