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正确”的泛化攻击

在中文互联网上，“政治正确”早已不像一个可以推敲的概念，更像一枚随手可掷的标签：遇到不愿细分的议题，不愿交代的证据，不愿承认的语境差异，就把这四个字往对方身上一贴，讨论便仿佛有了结论。它的便利正在于此：不必谈制度，也不必谈事实，更不必承认同一个词在不同社会里指向的是不同的权力关系；只要再配上“白左”这类情绪化的归档，很多争论就能在语言层面被提前终止。问题当然不在于批评没有理由，而在于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被塞进了太多互不相干的碎片——从影视选角到校园规范，从企业培训到公共机构流程——它们的约束对象、权力来源、外溢成本各不相同，却被粗暴打包成同一团“令人作呕的东西”。于是反“政治正确”在叙事上显得像反荒唐、反伪善、反文字狱；而在实际操作里，它常常只是把“我讨厌被约束”翻译成一种更体面的道德愤怒，顺便让人误以为自己站在“常识”一边。

最值得警惕的一幕，往往出现在海外华人身上。民权运动及其后的反歧视制度，确实抬高了少数族裔在西方社会里被对待的底线：招聘与住房里那些赤裸的排斥不再能堂而皇之，公共服务也不该用“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作拒绝理由。可反“政治正确”喊得最响的，往往正是这些制度的受益者，尤其是携带大陆式丛林想象、却在西方规则里吃尽红利的人。表面上像认知错位，细看更像过河拆桥：桥的价值仍在，桥也仍在，却有人急着把桥骂臭，好让自己站在桥上时显得更“硬”，更不必解释自己为何能走到这里。

一个词装了三种东西

严肃语境里的“政治正确”至少可以分出三层。第一层是制度性的反歧视约束：雇主不能因为肤色、性别、口音就把人刷掉，学校与公共机构不能用模糊的“文化不合”去合理化排斥；它并不高尚，只是最低限度的文明秩序。第二层是文化性的公共表达节制：尽量少用专门制造羞辱与排斥的词，少把某些群体当笑料的“梗”，少把偏见包装成幽默——这层更接近礼貌与教养，未必人人做得到，但也并非不可理解。第三层则是社交媒体上的极端化表演：动辄点名示众、扣帽子，把分歧直接推成道德罪行，用群众审判替代事实核验；这层东西固然令人反感，也确实会伤及无辜。

麻烦在于，很多中文讨论把第三层的厌恶，偷换成对前两层的否定。人们本来想批评的是社交媒体的私刑，却把火力转向制度与原则；“别搞道德审判”悄悄被改写成“别搞平等”，网暴的副产品被包装成反歧视制度的原罪。若这一步被普遍接受，受伤的就不只是几条推文，而是少数族裔在职场、校园与公共空间里能否被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底线。反歧视制度从来不是道德表演的装饰品，它的作用恰恰在于把最赤裸的歧视按回阴影里，哪怕只是按回去一点点。

靶子要立准 别把表演当成制度

批评社交媒体的走火入魔当然可以，甚至应该，但前提是靶子立准。你反对的是“点名示众、道德围剿”的表演机制，还是反对“对弱势者的基本尊重”这一底线？两者在语言上可以被同一个词遮蔽，在现实里却截然不同。把制度性的底线与网络情绪的滥用混为一谈，会带来一种非常舒服的错觉：仿佛只要把“政治正确”一并否掉，世界就能回到“直来直去”的爽快；但世界并不会因此变得更直率，只会让权力更懒惰，让歧视更省事。

更何况，制度层面的约束并不只约束“别人”，也保护“我们”。少数族裔在异乡社会里最常遇到的歧视，很少以赤裸的口号出现，而常以“流程”“惯例”“印象”之名潜行；你若把反歧视的程序与规范一并骂成“政治正确”，等同于亲手拆掉一层防火墙。许多人以为自己在捍卫自由表达，实际上是在替更强势者节省成本——他们甚至不必争辩，只要把你排除在门外即可。

“白左”是情绪桶 丛林想象是底座

“白左”在中文互联网上也很少是一种政治光谱，它更像情绪垃圾桶：难民、环保、性少数、平权、语言规范、校园争议，凡是看不惯的统统塞进去，再贴上“虚伪”“圣母”“伪善”的标签，讨论到此结束。它提供的是一种极省事的优越感：不用讨论制度细节，不用查证数据，不用解释因果，只要把对方塞进“白左”这一格，就能立刻站到“清醒”“实用”的位置上；这种姿态既迎合某种反西方的宏大叙事，也给个体提供了廉价的泄压阀——承认别人的善意可能来自伦理与信仰需要成本，骂一句“伪善”则不需要。

更深的心理底座往往不是“反虚伪”，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删减了赫胥黎原著中“人类应当以伦理对抗残酷自然”的那层意思，只留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从救亡图存的警钟，渐渐异化成一种底层代码：社会是黑暗森林，弱肉强食是天理，强者通吃是本事。于是混得不好被解释为个人失败，制度的补偿被视为对“努力者”的掠夺，平权被扭曲成逆向歧视；在这种想象里，“保护弱者”天然显得矫情，“对弱势者的基本尊重”天然显得软弱，反“政治正确”便成了对丛林法则的自我辩护。

搭便车的人 最爱骂那辆车

海外华人社区的讽刺之处，在于许多人一边享受制度红利，一边急着否认制度的意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其后的反歧视法案与移民政策，确实改变了亚裔在美国的可见性与上升通道；很多人今天能进大厂、能买房、能做管理，背后并不只是“努力至上”的童话，更是制度确实堵住了某些赤裸的歧视。车开到中产这一站，有人第一反应不是让车继续开，而是把车门焊死：在招生与录取的争议里，不少人以为自己在捍卫唯才是举，却忽略了一个更冷的现实——彻底取消多元化考量，最大受益者未必是亚裔，很可能是白人既得利益者；而职场里真正可能帮助亚裔打破“竹子天花板”的，也往往是被骂得最凶的多元与包容政策。

把自己想象成白人保守派的天然盟友，以为跟着骂“政治正确”就能换到“荣誉白人”的勋章，这不是策略，而是政治自杀。排外情绪上升时，种族主义需要的从来不是你过去说过什么，而是你现在看起来像谁；你越急着证明自己“不是那些人”，越容易在真正的歧视面前失去立场与工具。

把“取消”说成“文革” 逻辑就断了

把美国的“取消文化”比作中国的“文革”，是一种专门服务情绪的类比，几乎不服务于事实。文革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碾压，是国家机器对个体的系统性粉碎；所谓“取消文化”更多是无权者借社交媒体施压、问责有权者，当然可能滑向私刑与滥用，但权力结构与破坏烈度根本不是同一量级。把两者混为一谈，既轻视文革受害者的苦难，也误读现代公民社会的运转方式；更要命的是，它再次把对社交媒体极端的批评偷换成对制度约束的否定。

因此，问题从来不在于“要不要批评政治正确”，而在于你究竟在批评什么。批评走火入魔的表演可以，批评语言道德化的懒惰也可以；但若连“对弱势者的基本尊重”都被当成软弱与虚伪，被拥抱的就不是什么清醒，而是一套只有丛林法则、没有任何温情的世界观。然则在那套世界观里，少数族裔几乎不会是最后的赢家——尤其不会是自以为已经上岸的那一批。